何以为家

释放双眼,带上耳机,听听看~!

秦湘


“老表啊,今年不能按去年的价收你的橘子了,你出去打听打听。实话和你讲,你们这地方路不好,总不能让我赔着油钱做买卖吧。”

“再高点儿,价格要是合适,这好几十担都批给你。你也省得到处凑了。”

橘子商贩精明算计,批发价一年比一年低。父亲不愿妥协,双方僵持不下,价格始终谈不拢。最后父亲说:“老表,今年先不批了,再看看吧。”

一九九五年冬天的那个早上,我们目送橘子商贩的“东风”牌大卡车绝尘而去。父亲蹲在家门口,一句话不说,不停地抽烟。母亲站在他身旁,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橘子喃喃自语:“越卖越贱,越卖越贱,这是为什么呀……”父亲说:“在我们这穷乡僻壤,橘子还算稀罕的东西,可是在外面,它就太普通了,比咱家椪柑个儿大、汁水甜、卖相好的品种多的是。再加上我们这地方偏僻,路不好走。商贩就是咬死了这一点,笃定我们不批给他们,橘子只能烂掉。”

父亲在小镇上的汽修厂上班,也是村里栽种果树的第一人。乡邻都佩服他,提起他要竖大拇指。可是这些人并不知道,父亲身体羸弱,常年受胃病折磨,干不了重活,肩不能扛,手不能提。有时候他犯了病,母亲就拿着碗,不停地给他刮背拍打,喂糖水。

就算这样,父亲还是每天骑车七公里到汽修厂上班,下班回家照顾孩子,照料牲畜、打理鱼塘和橘子园。而耕地等粗活重活都落在母亲肩上。

“算了,咱们自己卖!”父亲说。

“六七十担橘子,六千多斤,要卖到什么时候?”母亲问。

“若按橘子贩给的价钱批了,一年的辛苦和肥料钱都换不来,咱们散卖,兴许还能挣点儿。”父亲叹了口气说,“就是散卖的话,以后你要辛苦些了。”

母亲没念过一天书,对父亲向来言听计从。她明白父亲的无奈和愧疚,所以并没有责怪父亲,只是隐隐地担忧,不知道这六千多斤橘子要卖到什么时候。

就这样,六千多斤橘子,全压在母亲身上了。

“妮子,利索点儿,再晚连摆摊的位置都没有了。”

天还没亮,母亲便催促我起床,同她一起赶村集,卖橘子。母亲右肩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橘子,右手紧抓着前面的绳子,左手伸到后面稳住另一只箩筐。担子随着母亲的脚步摆动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不到十分钟,我们便走到了村集市。

母亲拿出两个小木凳,一扎红色的塑料袋和一杆铁秤。

“好了,就在这里吧,等会儿有人经过咱们摊了,嘴巴甜一点儿,知道不?眼睛盯紧,别让人浑水摸鱼。可要注意了!橘子的价就喊一块八,有人要还价,就一块七,十斤以上最低还到一块六,给我记死了啊!”母亲说。

“还有,称橘子的时候秤杆不能压得太低,但也别翘得太高,小便宜咱不占,但赔本的买卖咱也不做。账一时算不下来别急,实在不行拿笔算,记住了!”

听着母亲的唠叨和叮嘱,我紧张起来。

“橘子怎么卖,表嫂?”一个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大叔走到摊前。

“好甜的橘子咧,不贵,一块八一斤,自家种的东西。”母亲微笑着回复。

母亲随手将塑料袋递给他。大叔接过塑料袋,蹲下来,在箩筐里挑起来。母亲叮嘱我准备上秤,自己则亮起嗓子,对着行人招呼起来。我暗自佩服母亲的胆色和伶俐,逼着自己学会上秤、算钱、找零。

赶村集早市的人不多,加上有三四家在竞争,我们多的时候卖七八十斤,少的时候一早上都不开秤。为了多卖点儿,母親经常双脚冻得僵硬,等到人散得差不多了,才收摊回家。

母亲并不气馁,为了多卖橘子,她开始变换花样。

前来赶集的乡邻,都会或多或少地买些葱、蒜和香菜。母亲动了心思,把家里种的葱和香菜摘三五斤,洗得干干净净,分成小把。

遇到橘子买得多,或者讨价还价的顾客,母亲便搭赠几把小葱和香菜,到后来她又送芹菜或两三截甘蔗。顾客自然欢喜,也不便再压价。他们既省去单独买小菜的麻烦,又觉得划算。慢慢地,我们的回头客也多了起来。

这种卖橘子赠小菜的方法,很快引起同行跟风和模仿。

在村集市卖了一段时间后,母亲觉得销售量太小,决定要去赶每隔两天一圩的乡镇集市。那里人流量大,肯定好卖得多。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,父亲沉默许久后说了一句:“只是那样你会更辛苦。”

从家通往镇上的七公里路,坑洼不平。拖拉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,可是通常很难搭上。大多数时候,母亲走走歇歇,挑着百来斤的担子,要花三小时才能赶到镇上。我单独背一个洗净的化肥袋,帮助母亲分担橘子的重量。母亲总怕压着我,每次在家分装完毕后,都会亲自掂了又掂。“重不重,重不重?”她反复地问,然后让我背着走两步,才会放心地扎好袋子。

路途中,我们往往来不及避让前后来车,被糊一脸灰尘或泥水点子。

下雨天更惨。我们被溅一身泥是常有的事,脚一打滑就摔跤,后仰摔、跪地摔、俯卧撑式摔、脸贴地式摔……有几次摔倒后,我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,放肆地对母亲赌气哭喊:“我不要走了,不要走了。”每当这时,母亲就挑一块有碎石的地方把担子放稳,长叹一口气,责骂起来:“死妮子,不做哪来的东西吃?”她一边骂,一边搀扶我从泥泞中爬起。

母亲脚下也不是那么稳当。因为打滑,有两次箩筐直接翻进路边的溪沟。自那以后,她会在布袋里备上一两套干净的衣裳,总是说:“做买卖要穿得清爽干净,我们不是叫花子讨饭。”

我后来读书念到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时,总是不以为然。因为这世上最难走的路,我已经走过了。

镇上确实人多繁华,但卖橘子的也多,十里八乡的果农都拥过来赶集。

因为人流量大,问价试吃的顾客比村集市多出好几倍。幸亏母亲能说会道,我们的摊点总是围满了人。不管多忙乱的状况,母亲总能在关键节点给我丢来任务和叮嘱:“找五块给穿红衣服的婶娘。”“收这位高个儿帅哥十五块。”“给这位年纪大的阿婆挑几个最甜的。”“再多拿一个送这位姑娘,不用找钱了。”“妮子,钱袋子收紧,别漏风了……”

有时卖完橘子,时间还早,母亲会让我拿出几元钱,去街头买两串糖葫芦。我们挑着空箩筐,吃着糖葫芦往家走。为了赶回家忙田间的农活儿,母亲总是脚下生风般迈着大步,而我要断断续续地小跑才能跟上。

听到母亲“嘶嘶嘶”地从牙齿间发出的声音,我便跑上前,看见母亲被糖葫芦酸出了眼泪,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母亲也笑:“好酸,好酸,过瘾,不困了,不困了。”

我笑出了眼泪,也听出了母亲笑语中无尽的疲惫。

有一次,我们遇到一对下乡吃喜酒的夫妻,两个人足足买了二十斤,还一个劲儿地跟母亲说:“表嫂啊,在市里这么甜而且便宜的橘子真难遇到,碰到的还都死贵死贵的,差了足足一块钱。”母亲把这话听了进去。当天晚上,她和父亲商量,要不要把橘子拉到市里卖。

父亲不答应:“你一不识字,二不认路,我上班又抽不得空,别折腾了。”

第二天,母亲却悄悄地挑着一百多斤橘子搭上了去往市里的班车。

那天,她回来得特别晚,没等父亲责怪唠叨,便兴奋地与我们说起在市里见到的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。尤其是那碗一块钱的桂林米粉,母亲频频夸赞,却又心疼不已。她说:“大半斤橘子才换一碗米粉,明明橘子更金贵。”

后来母亲又去了两次,一次为了赶上回镇里的末班客车不得不便宜批发,一次被执法人员查到未交摊位税,罚了十八元。母亲回来算了一笔账,算上搭车、交税和赶车的仓促,始终是划不来的,便决定不再往市里跑。更重要的是,她一个人扛着一百多斤的橘子,上下车着实不易。

那时,我特别好奇,不识字的母亲如何有这般能耐,一个人往市里跑,还能找到贩卖水果的市场。母亲笑我:“傻妮子,有嘴走遍四方,念书要开口,做生意要张嘴。”

我又问母亲:“怕不怕?”

母亲说,她最害怕的是橘子卖不出去,卖不上好价钱。

那段日子全家最开心的事,莫过于母亲收摊回家后,一家人围着她数钱。看着母亲翻遍衣兜和裤兜,掏出钱的瞬间,我们颇有中大奖的感觉。

长年超负荷的劳作,让母亲的腿落下了关节疾病。每天晚上,我都在手上涂抹药水,拍打母亲的双腿。她咬着牙,闭着眼说:“不够有力,再重点儿,打得痛才好得快。”

此后,父亲不准许母亲独自挑担赶集,除非能搭上拉货的车,不过这样的运气很少有。家里卖橘子的进度越来越慢了。休养的那段日子,母亲总是一瘸一拐地走到放橘子的屋里,嘴里念叨:“剩下的这一堆还要卖到啥时候?你们啊,可真是不争气。”说着,她不停地拍打双腿。

年后,我们几个姐妹都顺利地报到上了学,没有拖欠一分钱的学杂费,让村里许多年年欠着学费上学的小伙伴羡慕不已。屋里还堆着两千来斤橘子,有的已经泛绿发霉。为了不让好橘子受到影响,母亲每天都会挑上好一会儿。

每天走出橘子屋,母亲都会提着一个装满烂橘子的红塑料桶,在堂屋坐上一会儿。她从桶里拣出一堆半坏半好的橘子,一个接着一个剥开,坏的部分掰开随手丢进桶里,嘴里吃着没坏的瓤,一边吃,一边说:“真甜,真甜。”

橘子一直卖到五月中下旬。卖完那天,父亲去镇上买了很多母亲爱吃的菜,回来又亲自下厨烧了母亲最爱的酸辣汤。吃饭时,父亲一脸愧疚地对母亲说:“今年的橘子批发价就算再贱也要卖掉,不能让人这么遭罪了。”

母亲笑着说:“人活着哪有不遭罪的。”

我插嘴说:“还是做猪好,不遭罪,吃饱了睡,睡醒了吃。”

母亲拿着筷子狠敲了我一下,一本正经地说:“真是个傻娃子,做人遭了罪,但能享福;猪享了福,却要遭大罪啊。”

全家忍不住大笑起来,一口酸辣汤如鲠在喉,呛得我泪流满面。

我还记得,那年,我十一岁,上小学六年级。

(摘自天地出版社《模拟人生》一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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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1-21 10:51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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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11-21 11:09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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