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承波
無底洞
在电话里，何西向父亲提出借12万元的买房款。
事发突然，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太好回老家，还要做核酸。”估计父亲也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儿荒唐，后面接着说：“过年时刚存了两年定期，现在取钱的话太亏了。”最后，他承诺找亲戚帮忙凑一点儿。
挂断电话后，何西有些失落。显然，父亲其实不想借钱给他。这是2021年5月的事情，生活在深圳的何西和妻子看中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。夫妻俩凑了60多万元，只差最后的12万元，他们就能“上岸”了。
何西和女友为此拼搏了3年多。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，他们省吃俭用，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个小家，然后落地生根。2021年3月，他们领了结婚证之后开始看房，心里盘算着，等有了新家，再办个简单的婚礼。
临门一脚的事情，何西的两个好哥们儿都出了力，反而是最亲的人拒绝伸出援手。
这件事情在家族群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。最义愤填膺的是何西的姑姑，她亲自打了一通电话给何西的父亲，大意是，何西在深圳每月的工资1万多元，不到两年就能还你了。你现在帮他这个忙，以后你养老还要指望他。
第二天，何西跟母亲打了电话。母亲告诉他：“你爸爸也不是不愿意出钱，除非你们回铜仁或者贵阳买房子，离老家近一点儿。”
何西陷入了更大的困惑。
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妻子提醒何西：“你父亲应该是有别的什么顾虑，你们父子应该好好聊一下。”
父亲何明伟素来沉默寡言，父子俩交流很少，但何西还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
何西事后回忆，两个人谈得不欢而散。何明伟很生气，他感到寒心，所有人只想着他的钱，不榨干他誓不罢休。何西也愤愤不平，研究生毕业这么多年，他没向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，就连结婚也没要父亲帮忙，而且“现在是借，又不是不还”。
“去年弟弟结婚，你起码掏了20万元吧。”这句话到了嘴边，何西还是咽了回去。回想起来，这些年，他读书花的钱远不止这些。
何明伟前半辈子是农民，后半辈子在工地上度过。他皮肤黝黑、身体瘦弱，手上满是老茧、伤痕。在外打工的他，比任何人都卖力。没有活儿干的时候，他比任何人都着急。工友说：“别看你现在苦，20多年培养出一个大学生，还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以后等着享福了。”
他没想到的是，这背后是个无底洞。
父辈
从代际学角度来看，这是一种全新的家庭代际关系。
费孝通用“反馈模式”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，父母养育子女，子女反哺父母。跟中国家庭不同，西方家庭呈现一种“接力模式”，父母抚养子女，但子女成年后，家庭这个生活共同体就随之解散，完成接力之后，原本的家庭结构便弱化了。
这几十年来，中国社会剧烈变迁，传统的家庭空间被割裂，子女不再与父母一起生活，过去共同经营大家庭的历史也一去不复返，家庭结构越来越小。早些年，学界关注中国家庭变革，预测中国家庭将走向西方式的接力模式。毕竟，当时的迹象是显著的。
随着“85后”“90后”先后进入而立之年，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。他们自身的经济实力较差，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，即便结婚、成家，仍然需要父母的扶持。
这是一种新的家庭模式——“扶持型”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曾旭晖和李奕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，“扶持型”家庭模式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，与父母的收入水平也没有明显的关系。
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就是，一边，子女远远没有独立，子女的压力、困难，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作为父母的使命还没有结束;另一边，是已经到来的老年生活，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。
关于“不出钱”的事，何明伟说出了他最直接的担忧：“如果以后他们不孝顺我，不管我的死活呢？我得留一条后路。”
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老年生活，担心自己要是瘫痪了，半身不遂的话，怎么办？早些年，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清晰的规划，等孩子们成家立业，他就回到老家，养猪、种菜，勉强也能养活自己。
但这个计划也无法实现了。6年前，乡里搞扶贫拆迁，他们被安置到市区。对进城这件事情，他这一代人跟年轻人的反应完全不同，年轻人欢呼雀跃，他们则忧心忡忡。进了城，消费水平变高了，他们没地可种，又找不到工作，养活自己都成了难题。
跟所有城里的老年人一样，“老了怎么办”成了大家最热衷讨论的话题。在城里，他也发展了新的人际关系，微信群里传着各种养老院的资料，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子女和家庭，而是住哪家养老院。
关于儿子借钱这件事，何明伟最终还是想开了。几天后，他跟工头请了假，从浙江回到老家，把钱转给了儿子。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给何西：“你们背着房贷，压力恐怕更大，先不说还不还的问题。等以后我要是动弹不得，你们别连电话都不打一个。”
推迟的成年
“有一种啃老，叫隐性啃老。”
孟然是这样形容自己的。他今年26岁，江西赣州人，专科毕业至今，工作稳定，在南昌工作的收入也不算差。他于2020年结婚，但还没做好准备，自己的第一个小孩就出生了。
彩礼、买房、买车，是结婚的硬指标，一系列人生大事安排下来，开销接近80万元。如果单靠自己，他不清楚40岁之前能不能成家。
人们对啃老族的界定是：成年，不工作，靠父母供养。但孟然觉得，现在的社会形势，迫使他不得不被动啃老。
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依然需要父母的扶持，很多人把这一点看作理所当然。原本孟然也这样。去年结婚，父亲把银行存折递给他时，说：“我们这一辈子最后的钱，都给你了。”他突然有些愧疚。
20年前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杰弗里·阿奈特提出“成年初显期”的概念，指18岁至29岁这一年龄段。在生理上，处于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已经成年，但在社会意义和心理层面，他们距离独立、安定还很遥远。他们尚未完全进入成年，而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、尴尬的夹缝之中。在18岁的生理成年之后，这些年轻人还有漫长的成年之路要走，这就是成年初显期。
正如孟然这样，现代生活的压力，如就业、婚姻等，会形成一种障碍，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他们向独立成年期过渡。
阿奈特指出，进入信息经济社会后，年轻人要经历更多的教育和培训，才能找到工作，更长的教育时间也推迟了他们结婚、生子的步骤。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在当今社会，成年并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事情。
成年延迟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现象，从美国到日本，再到中国，几乎无一例外，年轻人的成年期推迟了。
自然，这种代价就转嫁给了上一辈。
在何明伟的认知里，他自己这一代人，20岁出头，结婚、分家，分到几亩田、几亩林，从此各过各的，这叫成家立业。有出息的人，还懂得反哺。他二弟何明骏退伍后留在云南，分配了工作，还为老家修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。
何西根本无暇领受这样的使命。中学时代，他读书好，家里亲戚都说，以后当了官，回来造福大家。现在想想，自己31歲了，不仅没站稳脚跟，还需要各方接济，时代真的不一样了。
悬浮的家庭
对年老的父辈来说，如何减轻子女负担远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，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浮出水面——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。
66岁的蒋民峰余生只剩一个心愿了。
他打算用最后的积蓄买一套新房，可以坐在阳台上晒一早上太阳的那种。他想逃离那间残破、逼仄的单位分的房子。湖南多雨，每逢雨天，满屋子“滴答”声，水盆根本接不过来。
蒋民峰一生办成了几件大事，养育了两个高学历大学生。两个女儿读了研究生，如今已经远嫁，儿子稍微逊色一点儿，但蒋民峰也帮他垫资开了公司。几年前儿子结婚时，蒋民峰付全款给他买了一套婚房。
但是，他想买的房子还没买，就生了一场病。那是在2019年年底，他住在家里，先是感冒，去药店买药吃了，本想着睡一觉可能就好了。第二天却不见好转，他开始打寒战、头疼、没有力气起床。他给在长沙的儿子打电话，儿子生意太忙，没说几句就把电话挂了，远在上海的女儿也爱莫能助。
如此情景，多少令他沮丧。他突然想，要是哪天他死在家里，是不是也没人发现？好在孙子放假，回益阳看望他。他因被诊断患了流感，赶紧把孙子赶走。
这件事令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老年生活，怎么给自己养老送终呢？
蒋民峰并非责怪子女们，他理解这种现实背后的无奈。每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心力交瘁，他只会是儿女的一个累赘。
蒋民峰的境遇，在益阳这样的小城市很普遍。公园、广场、商场、公共交通，一眼望去，全是老年人的身影，年轻人大多外流。在这里，以“互助式养老”为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空心化，呈现一种悬浮状态。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下，即便在大城市里，这样的情况也未必罕见。
何西后来理解，为什么父亲要求他回老家买房，否则不愿意借钱给他。因为父亲很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——只有离得近，老了之后，他才有依靠。
（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）
（摘自《南风窗》2021年第21期，本刊节选）